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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沙野大使接受青年非洲《La Revue》杂志采访
2020/03/04

  2020年1月24日,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接受青年非洲旗下杂志《La Revue》专访,就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中美贸易协议、“一带一路”、环境保护、中国军事发展、朝核问题、涉疆、涉港、涉华为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该杂志3月初刊登了采访全文(有删节)。现场实录如下:

  记者:首先,我想谈一谈中国在农历新年前夕正在经历的一些困难情况。马上要到鼠年了,鼠年有好的寓意吗?

  卢大使:十二生肖象征着幸福。鼠是十二生肖之首,是新周期的开始。在中国,人们常说,鼠带来了富足和繁荣,代表着智慧。中国人习惯从生肖身上挖掘优良品质。

  记者:您对中国最大的祝愿是什么?

  卢大使:中国人总是希望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事业有成,好运连连。

  记者:说到健康,中国目前正遭受一场疫情的袭扰。而此次疫情中心正是您非常熟悉的一座城市—您曾任副市长的武汉。

  卢大使:是的,我对这座城市比较了解。这是一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庞大都市。不幸的是,此次疫情在这座城市爆发。去年12月底出现了第一例患者。应该说,当地政府相当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但他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严重程度和规模。这是一种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新型传染病。起初,人们以为它是普通流感,但很快就认识到情况有所不同。科学家们对该病毒进行了研究。1月12日,中国政府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该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随着病例数量的迅速增加,中国政府指示当地政府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做了部署。您可能了解到,武汉已经封锁了城市的所有进出通道,这是为了阻断病毒的传播。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记者:疫情为何偏偏在武汉爆发?武汉是否存在特定的卫生问题?

  卢大使:政府已向公众作出解释,公众也对政府采取的措施表示理解。中国其他城市同样也采取了措施以应对这场危机。

  记者:言归正传,接下来的问题更有高度、更深远。我记得,在毛泽东去世后,也就是1979年至1980年间,中国的GDP与比利时相同。40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您能否用几句话解释一下这个历史上空前的经济腾飞现象?为什么这种经济腾飞没有更早出现呢?

  卢大使: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要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当然,一开始,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沿用了苏联模式,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发展重工业,以尽快崛起。此举立竿见影,中国在完全的农业社会形态下迅速建立起工业体系。例如,我们在建国初的28年间,建立起冶金、水泥和制造业;成功研制了原子弹、导弹和卫星。发展军事工业是为了自卫,我们拥有了防御能力。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重工业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与民生直接相关的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而且当时中国遭到西方国家封锁。现在,有人常说当时的中国处于封闭状态。那时候不是我们想要闭关自守,我们是被迫的,被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封锁了。因此,中国当时无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执政后决定调整国家的发展方向。他极大缓和了中美关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因为当时人们意识到苏联模式行不通。一方面,中国决定对外开放;另一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反苏斗争的伙伴,西方国家向中国敞开了怀抱。这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逐渐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今天的40年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原因。

  我认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另一方面是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没有像苏联一样垮台,成功维护了政治和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解读中国发展,即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发展。

  记者:您曾是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对非洲十分了解。您是否赞同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最近在《纽约时报》专栏所述“今日的非洲就是20年前的中国”这一论断?您是否认为在未来的20年中,非洲能同中国一样,在同样的范围,以同样的速度,走同样的道路?

  卢大使:他说对了一部分。但我认为,即便非洲国家的情况有些像20年前或30年前的中国,它们仍与中国非常不同。中国始终主张,每个国家都应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即使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情况和条件也大不相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她有能力维持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有能力制定5年、10年甚至更长远的经济发展规划。非洲没有这种坚强的政治领导。非洲国家采用的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主义体制。

  尽管如此,我认为非洲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例如,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巨大,这是我们的经验。抛开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我认为对于每个国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是必要基础。所有非洲国家都需要基础设施。当然,它们缺乏资金。因此中国来帮助他们,提供投资、融资和贷款。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大肆抨击中国制造了所谓“非洲债务陷阱”,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即使耗资巨大,也是能够盈利的。随着公路、铁路、发电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环境将得到很大改善,非洲国家可以因此获利并清偿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这只是一个例子。

  记者:您的回答让我很受触动。我发现中国存在一个悖论,即中国越成功、越发展、越强大,其吸引力反而越小。我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和毛泽东主义受到国外知识分子的追崇。当时有一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热爱。随后,我们发现中国越发展,越为人所诟病,被人指责各种缺陷,还有人批评其为帝国主义。您如何解释中国的成功却引发了对中国负面看法的悖论?

  卢大使:国际上存在两种中国形象:一种是中国本来真实的面目,另一种则是由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臆造出来的。

  西方国家还不习惯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西方人曾认为中国是弱国,因此表现出同情和怜悯。但现在中国成为了一个经济强国。在西方媒体看来,中国就变成了一种威胁。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真的构成威胁吗?不!即使有一些人受西方媒体影响,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人们并不认为中国是威胁。大部分非洲人也不把中国视作威胁,而当作伙伴和学习的榜样。根据一些民调,包括西方国家的民调显示,非洲是除中国本土外,对中国印象最好的地区。

  记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大经济体。还能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吗?进一步说,中国是否仍真正奉行共产主义?中国的制度、体制中还存有哪些共产主义的成分?毕竟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平等、财富聚集和阶级问题等。

  卢大使:贫富分化在所有国家普遍存在,在西方国家尤甚。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中国始终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西方国家,没有人考虑解决这个问题—1%的富人和99%的大多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即便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但实际上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不仅存在贫富差距,还存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甚至不同产业,如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也存在差距。因此,从经济层面看,在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前,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政治上仍将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心、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外交始终与发展中国家在一起。

  记者:大使阁下,您在2015至2016年间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长。也许您亲自参与启动了“一带一路”大型倡议。在罗马帝国时代,人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今天应该说“条条大路通北京”了。您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一带一路”的概念?它是要为中国产品开拓新市场吗?它是否不仅是一种经济扩张手段,也是一种文化扩张手段?例如,世界各地兴建孔子学院,中国在文化层面上是否也有扩张意图?“一带一路”是不是助力中国扩张却阻碍西方思想和产品进入的“单行道”?

  卢大使:中国没有对外扩张。因为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对外扩张的国家。纵观历史,中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家。长城就是证明,它不是为了对外侵略,而是为了自卫。

  “一带一路”是发展和开放的倡议。因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得以对外开放。中国西部内陆地区虽没有出海口,但这些地区与中亚国家接壤。因此,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考虑如何开放中国的西部地区,将内陆地区变为开放前沿。我们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思想中汲取灵感,开放西部边境,加强与中亚邻国的发展联系。中亚邻国也需要这样的政策,它们没有出海口,希望利用中国西部的开放寻求出口。例如,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可以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将其商品直接通过铁路运往中国的连云港进行出口贸易。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我们帮助这些国家兴建基础设施,并加强与中国基础设施的对接。现在中欧之间有了一条货运铁路线,我们称之为中欧班列货运线。该线路非常方便。最初,主要是运送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商品,从欧洲进口的商品并不多。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商品被运往中国。目前,中欧班列已将50多个中国城市和50多个欧洲城市连接起来。因此,该倡议不是“单行道”,而是“双行道”。

  记者:请允许我问一些更敏感、微妙的话题。您提到“交流”、“双行道”,但我们的确看到中国在海外的文化扩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对来自外界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影响十分封闭。至少可以说,中国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信仰的容忍度不是很高,这些宗教活动仍然受到严格限制。然而,从中国五千年历史的长度和深厚程度来看,中国其实在知识、思想或哲学层面上没什么可担心的。

  卢大使:中国在文明层面足够自信。世界上的几大宗教在中国都存在,这是非常罕见的。中国有超过2亿的信徒,包括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道教徒。所有宗教信徒都和谐相处。

  当然,在最近这些年中,确切地说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外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某些地区,更准确地说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不少人受到恐怖极端主义思想蛊惑。从1990年到2016年的20多年间,该地区发生了数千起恐怖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带来严重财产损失。

  中国政府认为,这不是宗教或民族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安全稳定的问题。因此,我们采取了一些举措,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包括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以及法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同时遵循联合国有关宣言精神,通过宣传教育和职业培训,铲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在过去三年多里,中国中央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为受恐怖极端主义思想蛊惑的人们设立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通过教授法律知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以及职业技能,使他们能够融入日常生活、有能力谋生。这一举措非常实用且高效。三年多来,该地区没有发生一起恐怖袭击,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中国政府的做法却受到西方国家谴责。奇怪的是,穆斯林国家没有指责我们。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有20多个国家批评中国,都是西方国家。而5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其中一半是伊斯兰国家。

  记者:您谈到恐怖主义,的确,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可能存在某些联系。但在日常宗教活动中,有一些宗教不以从事恐怖主义著称,例如新教。最近有一名新教牧师被捕,基督教徒也受到严格监督。中国真的需要如此严格地控制宗教活动吗?我能理解打击恐怖主义的做法,但从个人宗教活动的角度出发,更全面地看,海外很难理解。中国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功,但中国在少数群体问题上确实存在困难。无论是在涉及宗教少数群体、少数民族、内部少数群体、外部少数群体的问题上,还是在香港、台湾、新疆、西藏、满洲、蒙古等方面,都存在困难。怎样解释这种持久冲突和反抗?如香港发生的事、台湾当选“总统”反对“一国两制”等。如何解释这种动荡?

  卢大使:中国没有限制宗教活动,但是宗教信徒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宗教活动。这是原则,不应将二者混淆。中国不存在限制宗教自由的情况,那都是西方媒体的宣传。

  举例来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4万多座清真寺,相当于每530名穆斯林就有1座清真寺。这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是少见的。中国对于天主教和新教也没有限制。中国各地建有许多教堂。

  你提到中国存在一些内部冲突。中国有一些事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是主体民族,约占总人口的91%,另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这个多民族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经历了5千年的发展,不同民族团结凝聚成为中华民族。例如,西藏在公元7世纪,存在一个与唐王朝并立的吐蕃政权,唐朝皇帝唐太宗将他的女儿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两个王国和平相处。在公元13世纪,元朝皇帝征服了西藏,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现在的领土和56个民族,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但是为什么会有内部冲突?不是说各民族之间存在多少矛盾和冲突,而是一些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煽动内部冲突,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存在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沙俄、法国以及美国等西方列强妄图利用不同少数民族的差异和分歧来分裂中国。

  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由此产生,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外部势力,确切地说是由西方列强造成的。现在,香港出现了新问题。1997年香港回归后,西方势力不高兴、不满意,妄图钻中国政府实行的“一国两制”的空子。他们不尊重“一国”原则,过度扩大“两制”范围。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希望将香港变成颠覆中国的“桥头堡”。您知道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有多少人吗?比在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的人还多!要这么多人干什么?在香港这场持续了7个多月的骚乱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在其中的干涉行为。

  中国政府对维护国家稳定、解决香港骚乱的能力充满信心。中央政府始终严格遵循“一国两制”方针,让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自行处理。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没有干预,但西方势力正在进行干涉,难道不是吗?所有问题的本质都是外部干涉的结果。

  记者:也包括台湾问题?

  卢大使:当然,台湾问题是美国在二战后一手制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若没有美国的插手和阻挠,中国政府早就能解放台湾,完成两岸统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军曾计划解放台湾。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策随之转向,从一开始的打算放弃台湾,变为视台湾为牵制中国的“桥头堡”。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政府,帮助其反攻大陆,妄图颠覆中共政权。当然,他们失败了,但台湾问题却遗留至今。

  记者:我们来谈谈经济领域。关于中美贸易战,“停战”协议刚刚签署……

  卢大使:不是“停战”,而是“停火”。

  记者:那么您对“停火”满意吗?它将持续多长时间?

  卢大使:我们对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表示欢迎。我刚刚说这是“停火”,还不是战争的结束。这是中美在平等基础上谈判的结果。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我们向来反对美国的威胁和贸易霸凌行径。近两年来,美国对华的极限施压没有奏效,他们现在更加现实了。事实上,这场贸易战是美国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对中国挑起的。中国一直对此表示反对。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但必要时不得不打。

  一开始我们还是有点担心的,毕竟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有很多手段,特别是金融和经济手段。美国对中国和中国公司极限施压,但是我们顶住了。我们成功把美国人拉到谈判桌前。我认为,这份协议是公平的,兼顾了中美双方的利益。协议由8个章节组成,涉及贸易的各个领域。

  媒体主要关心中国在未来两年增购价值2000亿美元美国产品。中国重申,我们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不会损害第三方利益。此外,买或不买,买多买少,还取决于美国商品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对于其他国家,比如欧洲国家,如果你们的商品和服务比美国的更具竞争力,毫无问题我们将去购买。

  此外,这次我们还建立了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机制。这是一种互利和平等的机制,是对世贸组织体系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它。

  记者:中国从协议中得到了什么?您说这个协议是平等和公平的,又说中国要在两年内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那么中国到底获得了什么?

  卢大使:我们迫使美国降低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此外,我们购买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如农食品、大豆、能源等。这些东西如果不从美国买,也得从其他国家买。但正如我之前所说,如果其他国家产品的价格和竞争力比美国的更好,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这些商品。

  记者:但中国可能就无法达到2000亿美元的额度了吧?

  卢大使:这得看情况。如果美国不能提供足够好、有足够竞争力的产品,那我们怎么买呢?中国尊重市场规律和世贸组织规则,是遵守多边规则的“好学生”。

  记者:关于欧洲,您如何看待欧洲的立场,尤其是欧洲在中美贸易战中的立场?您是否认为欧洲是根据情况、有条件地同美国成为盟友?是否形成了统一的“西方阵营”?或者欧洲对中国来说是另一种伙伴?

  卢大使:据我观察,不存在统一的“西方阵营”,因为美国也对欧洲商品加征关税,不是吗?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和欧洲国家站在一边,因为我们都支持多边主义,反对贸易战,支持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当然,我注意到欧洲人的矛盾心态,他们一方面担心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当中美签署协议时,他们又担心会牺牲欧洲的利益。这很正常,我能理解。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向欧洲人解释,中国始终遵守世贸组织多边规则。中美协议条款的执行也会遵照世贸组织多边规则和市场原则。

  记者:中国已申请并成为“巴黎俱乐部”观察员。应该说中国在非洲遇到了一些尴尬,如埃塞俄比亚在偿还中国债务时就面临困难。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加入“巴黎俱乐部”,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债权国一道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

  卢大使: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我不认为中国会很快加入“巴黎俱乐部”,因为这是一个富国俱乐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即使我们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也只是“穷朋友”之间的互助。即便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有14亿人口,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甚至低于许多非洲国家。中非合作是穷国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助。对中国债务并不是非洲国家外债的大头,非洲国家的大部分债务借自西方国家。一些西方国家智库的研究显示,非洲20个负债最重的国家中,欠中国的债务仅占其总债务规模的10%至20%,其余债务均借自西方国家。

  此外,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它已经存在很久了。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刚参加工作,第一次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常驻时,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就已经存在了。那时,中国几乎在非洲没什么影响。因此,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不应归咎于中国。此外,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的同时,加大投资帮助其建设基础设施。这些项目有经济效益,能帮助这些国家改善投资和经济发展环境。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就能获利,然后还贷。因此,必须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

  记者:中国是地球上最大的污染国之一。中国也正在为减少污染做出巨大努力。我有一个朋友从北京和天津回来,他惊讶地发现中国越来越干净,污染越来越少。十年前,中国平均每周新建一座火电厂,消耗着来自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全球各地运来的煤炭。中国会放弃煤炭能源吗?中国将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大幅减少污染?

  卢大使:首先,我们不会放弃煤炭,因为中国使用的主要能源就是煤炭。中国的煤炭资源非常丰富。到现在为止,中国五至六成的电力来自煤炭。但是另一方面,煤炭的使用已大大减少。在过去3年中,中国已减产煤炭1.9亿吨。中国为保护世界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前一年实现了对国际社会承诺的减排目标。

  记者:什么减排目标?

  卢大使:就是2020年达成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而我们在2018年就成功将碳排放减少了46%。我们还将继续努力。此外,中国是世界上森林面积增长最快的国家。

  距离北京不远的毛乌素,十多年前还是沙漠,现在该地区80%的土地已重新植树造林。通过照片,我们能看到这个面积为4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形成了森林和草地。这是一个例子。

  此外,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光伏、风能以及核能。中国是世界上在建核反应堆最多的国家,也是使用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最多的国家。我们的电动汽车和电动公交车的数量也是世界上最多的。这些就是中国政府的努力成果,在短短几年里,中国的空气污染大幅减少,空气和水的质量大为改善。

  再举个例子,习近平主席近日在云南昆明视察了滇池。几十年前,滇池曾受到严重污染,经过十几年的巨大努力和投资,现在滇池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彻底改善。

  因此,中国不应追求完全放弃使用煤炭的目标。现在,中国掌握了清洁使用煤炭、尽可能减少排放的新技术。当然,我们将通过增加新能源的使用来逐步减少煤炭的使用。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记者:您曾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法语。学习法语也能部分解释您的外交生涯。法语世界欢迎您!我还想向您提几个私人问题。我了解您有一个儿子,您会教他法语、英语或其他语言吗?

  卢大使:我的儿子会说英语,但是不会法语。我让他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他目前在中国,曾在欧洲和英国学习历史和国际关系。

  记者:法语在中国的地位如何?

  卢大使:中国目前学习法语的人数在持续增加。现在,大约有11万中国人学习法语,而且这个数量还在增加。

  记者:但是与学习英语的人数相比微不足道。

  卢大使:英语当然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第一外语。但是,随着中法双边关系的发展,法语在中国的地位会越来越高。

  记者:中法双边关系现在如何?

  卢大使:势头良好。去年,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

  记者:所以您在巴黎没什么事要做了?

  卢大使:恰恰相反,要保持这种发展势头,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记者:中国有一支庞大海军,拥有航空母舰。航母一般都是部署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这加剧了人们对中国可能发展帝国主义的担忧,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您或许会说,美帝国主义已经在那里了。当然,这将形成两个帝国。中国为什么建造这些航母呢?

  卢大使:这是为了自卫。即便航母能将军事力量投送到更远的地方,但中国领海广阔,我们需要这种武器保护自己。直到今天,你何曾看到中国航母的活动范围超过中国南海?没有,它们不像美国航母在世界各地游弋。另外,这11艘美国航母可曾使其他国家感到过恐惧?

  记者:我有一个外交方面的问题,我不明白中国到底支不支持朝鲜,有多支持?

  卢大使:朝鲜是我们的邻国,我们的关系一直友好。两国之间有着历史渊源。

  记者:但同时,中国却接受对朝鲜的禁运……

  卢大使:因为朝鲜想发展核武器,所以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反对。反对也意味着责任。

  记者:但朝鲜发展核武器不是针对中国,他们官方称是为了自卫。

  卢大使:不是说朝鲜不针对中国,我们就支持他们。因为国际社会有一种共识,就是阻止核武器的发展。

  记者:但是中国不能放弃朝鲜,因为朝鲜正遭受禁运,又遭遇了饥荒……

  卢大使:当然,我们不会放弃朝鲜人民。有一部分是联合国对朝鲜实施的禁运,还有一部分是美国单方面的禁运。我们反对美国的单边禁运。如果只是联合国的禁运,那么已经考虑到朝鲜人民的人道主义需求。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朝鲜放弃其核武器开发计划。我们支持朝鲜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努力。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把朝鲜推入灾难的深渊。

  记者:我有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比较技术性。人民币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可兑换?

  卢大使:我们将根据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需要,谨慎、细致地评估国际经济形势,推动人民币实现可兑换。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我们必须循序渐进,否则会引起问题。

  记者:我想向您提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以便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在中国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职业生涯是怎样的?您的外交生涯非常成功,您曾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是不是出于“了解非洲是好事,但还需要了解中国”的考虑,您后来离开了这个重要岗位,去担任一座大城市的副市长?这和外交并无关系。然而两年后,您又重返外交事业……

  卢大使:这丰富了我的职业生涯经历,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记者:目的是让您更加深度了解中国?

  卢大使:是的,中国外交官必须了解国情,才能更好地在国外做好工作。当前,尽管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但我们的“软实力”依然薄弱。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外交官像我一样,在国内、国外各个领域都有非常丰富的职业经验。

  记者:当您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时,中加两国之间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势?

  卢大使:不,当时中加双边关系很好。

  记者:后来呢?

  卢大使:后来发生了华为相关事件(孟晚舟案)。非常遗憾。我认为这是加拿大政府的错。

  记者:您了解这个事件吗?

  卢大使:加拿大政府听从美国的指令,逮捕了华为的高管、企业创始人的女儿。

  记者:这是您在常驻加拿大时发生的事吗?您当时负责此事吗?

  卢大使:是的。

  记者:结果如何?

  卢大使:还没有结果。这几天温哥华正在举行首场听证会。华为对赢得诉讼充满信心,因为他们有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加拿大政府没有理由逮捕孟晚舟并将其引渡至美国。这些证据非常有力。但愿加拿大的司法体系能在美国影响下依然保持独立。

  记者:您认为它独立吗?

  卢大使:这得看情况。从一开始,中方就表示这不是司法案件,而是政治事件。这个问题是美国出于政治动机而制造的,他们想利用这次逮捕来压制华为。事实上,这位被捕的女士如同人质。

  记者: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中国政府维护良好的形象很重要吗?比如在非洲等地,中国的形象非常好。在您的工作中,您是否一直注意要在西方塑造良好形象?还是认为我们毕竟是竞争对手,因此形象问题无关紧要?其实,我们欧洲人对美国人也未必有好印象。所以形象问题到底重不重要?

  卢大使: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希望中国形象因西方媒体的歪曲宣传而遭到抹黑。我只希望中国的形象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就是我们努力批驳媒体的污蔑、还中国形象以本来面目的原因。

  记者:您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您给中国塑造的形象是,中国是条“好龙”。太棒了,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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